二胎“末班车”一代的回忆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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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多年前,在我姐姐满四岁半的时候,我父母生下了我。时值上世纪70年代末,父母的生育是符合当时国家政策的,所谓“少、稀、晚”,指的是初育应晚于25岁,生育间隔至少4年,最多二胎。而当时我父亲已经35岁了。“少、稀、晚”跟“一个不少,两个正好,三个多了”等口号,构成了中国在整个70年代的人口政策雏形。根据生育史学者的研究,在我出生的1977-1979年间,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已经趋紧,“一胎化”也已开始试点,尚未全面推行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80年,以中共中央发表《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的公开信》为界,标志着“一胎化”计生运动的正式开始。

可以说,我是赶上二胎“末班车”的一代人。我从小对自己的“二胎”身份非常之敏感,源于年幼时听我妈逢人便说“我儿子是领了准生证”的。出生在政策变化衔接的年代,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孩子中,有些已经没有了兄弟姐妹。有时我们一家四口上街、出游,免不了有人上前打探,这小的是哪里来的。直到我上大学,回乡探亲偶尔遇到当年邻居,我妈还不时津津乐道我的“合法”出生,我却闹一脸红。那感觉,就好像旧时大家庭女子,周围知照自己是明媒正娶的差不多。

至于这攸关我性命的一纸“准生证”,到底长啥样,它有恩于我,我却从未见过它。据说后来准生证改名计生服务证,其功能已不限于一纸批文,而集合了准生、查环,以至孕检、分娩、免费享受避孕药具甚至找工作证明等功能。对于我的被“准生”,最不高兴的当属我姐。倒不是现在被准二胎妈妈们热议,什么老二出生后老大的妒忌心理,在我姐,那是实实在在的福利受损。因我出生后,我姐即被送去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。虽同城,但路途遥远,只能等到周末,女儿才能见上父母一面。最近看国产新片《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》,说的也是弟弟出生父母无暇照顾,哥哥远离父母跟祖辈同住的故事。爷爷死后,在漫天黄沙的旅途中,兄弟之间如何打开心结,看得真叫一个肉疼。惟那个从头至尾不出镜的母亲,她至死也难以逃避的对老大的自责、内疚,应该会让观众席里所有有过类似境遇的母亲泪流满面。

我妈也不时发出这样的自责。比如,我姐有鼻炎,牙齿也不整齐,母亲皆归因于不是自己亲手带大的结果。“要不,这些毛病,怎么儿子身上没有?”但即便是这样,我妈一直坚持,为了工作而只照顾一个孩子,这是不得已,但也只能这样。回想起来,我母亲那一辈女性,从生育到托儿福利,可以说享受了社会主义生育制度最后的遗产。不像现在,生育、照顾、早教……哪样不是钱?小两口一合计,请人带还不如自己带划算,因此,现在城市家庭,生了二孩,女性便退出职场做全职妈妈的,不在少数。就拿我认识的举例,念完硕士博士,生一孩、二孩,在家做全职母亲的就好几个。

有时我问我妈,你觉得生一个好还是生两个好。我妈想了一想,还是生两个好。但我觉得她表里不一。因为退休之后,她经常会细细比较自己跟同事刘阿姨的退休金差多少。人家是护士,护龄多几百块,还有独生子女补助,比我又多了百来块。这时,我不免为自己影响了母亲晚年收入难过,忙说“不好意思”,然后母子就笑。有关自己的生育故事,我妈从来没说过什么,印象中只有一回,小时候有一次我把我妈惹急了,几乎是一边暴打一边用邻居听不明的粤语骂,“生下你这个畜生,落得个子宫下垂,我图什么”。我才知道我妈子宫下垂。后来我查了一下,子宫下垂的毛病,跟生育后营养跟不上、休息不好,可能都有关系。

作为劳动妇女,我妈还不算最惨的。我读到最惨的子宫故事,来自陕西妇女学者高小贤和美国学者贺萧合作的关中、陕南地区老年妇女口述史。说的是五八年大跃进,人人到地里劳动,妇女刚生了孩子也要去,所以子宫脱出来,拉个带子吊起来,挂在背上、脖子上、腰带上。最严重的,因为脱出来臭烘烘的,有的被猫咬了,有的在被子里被老鼠咬了。当时陕西是棉花主产区,主要劳动力是女性,采棉得蹲着,更难得到很好的恢复。据记载,全陕西子宫脱垂的妇女,有5万多(参见高小贤《“银花赛”:1950年代农村妇女与性别分工》)。

在我们能读到的所有教科书上,婴儿都倒卧在梨形的子宫里,安安稳稳,像极了文艺复兴时期圣像画里的婴孩。护肤品流行的今天,子宫已幻化为胎盘素,各种光鲜各种姣好,哪能联想到臭烘烘、老鼠咬。但假如我们不闻不问,子宫的故事,她经历的所有艰辛与疼痛,可能都会隐没到“一胎好”还是“二胎好”的宏图大论之下,悄然无声——— 三十多年前是这样,三十多年后以至将来,也注定是这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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